100年前,安德鲁·卡内基在打造他的钢铁帝国——卡内基钢铁公司时,天才地领悟到:

　　“价格的低廉和生产的规模是成正比的,因此,生产规模越大,成本就越低……降低成本、抢占市场、开足马力,只要控制好成本,利润自然就来了。”日后,这成为了国际钢铁业公认的生存法则。

　　100年后的2009年,这一法则再次在中国钢铁业得到验证。通钢悲剧的背后,是中小国有钢企无法适应“丛林法则”的惨烈现实。

　　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系教授许中波指出,从1998年开始,我国钢铁业十多年的整合兼并,成就了一批钢铁大佬,但也将更多没有赶上改革脚步的中小国有钢企,置于了生死边缘。“想生存下去,就得适应钢铁业的商业法则。”

　　一个中型钢企的悲剧

　　吉林通化钢铁集团（简称“通钢”）炼铁厂职工李建立（化名）,很怀念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生活。

　　“有尊严、有地位、有干劲”,聊到过去的美好时光,他在电话里的语气突然变得愉悦,“那时候,姑娘们都排着队要嫁个钢铁工人呢!”

　　不过,在2000年之后,李建立的“好日子”一去不复返了。随着市场经济逐渐渗透钢铁业,一场改革风暴席卷而来。而通钢没能够顶住这场风暴,亏损呈现蔓延之势。

　　新千年开始不久,通钢管理层展开了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——“所属子公司实施资产经营责任制,以实现母子公司的资本运作”、“改革人和分配制度”、“以信息化建设带动管理流程再造”。

　　但直至2004年,建龙介入重组之前,通钢国有产权虚置、激励机制不足、监督成本过高和社会负担过重等深层次的体制与机制问题,依然没有丝毫改善。

　　“外购原料掺假、跑冒滴漏浪费、盗用公共财物等现象,总是在厂里出现。”李建立对记者叹息不已,“我们都是喝浑江水长大的通钢人,通钢的每一块钢铁,都凝聚着一代人的青春,通钢的落魄谁不痛心”。

　　在中国钢铁业,通钢并非孤例。

　　大型国企的优势

　　一位首钢管理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,在如何控制成本上,大型国有钢企有先天的优势。

　　这种优势更多的来自规模。通钢的年产能仅为500多万吨,中国最大钢铁企业宝钢的年产能则高达3000万吨。

　　许中波告诉记者,钢铁企业的成本有四项,原材料成本、设备折旧成本、资金成本以及人力成本。“目前,中国钢厂60%的矿石需要进口,这也是为什么铁矿石谈判对钢企利润至关重要。”

　　对于“国”字号大佬们来说,仅其拥有的长协矿进口资格,就使得吨钢成本比一般中小企业低500-2000元左右。

　　“2008年年底（长协价高于现货价）形势特殊,但现货矿价格居高不下时,长协矿是令我们民营企业艳羡不已的优势。”河北新武安钢铁集团的负责人万喜河表示。

　　并且,“与国外矿山建立长期供应关系”,也是大型国企的优势之一。“每吨铁矿石降价1美元,吨钢成本就降低近2美元。”一位中钢协人士分析道,“运费也很重要,建在沿海或沿江的企业,每吨铁矿石又可以减少200-300元成本”。